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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尧文化传习台(之二)
非遗传承保护工程推介(之二
唐县政府实施“唐尧的传说&#
非遗传承保护工程推介之一
唐尧文化传习台 ( 之一)
《唐县旅游文化资源概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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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朱城建在仰韶文化遗址上
             ——从我收藏的几件文物说起
                         ·韩海山
 
 
 
 
 
 
    研究唐尧文化的初始阶段,我们研究会里从事行政工作多年的“万金油”,一方面从历史文献上“寻章摘句”,一方面四处求教拜师。中国社科院先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兼秘书长孟世凯先生,叮嘱我们:“你们要扎扎实实地做点学问,切实拿出能证明唐尧在唐县一带发祥的系列文章来。”2002年初,笔者从北京王府井购得王大有著《三皇五帝时代》,书里论述的唐尧在唐县一带受封唐侯、建唐国、践帝位、建帝都的内容“正中下怀”;连孟世凯都说“他的观点适合你们”。不久,我们专程到北京拜访王大有。他一见到唐县研究唐尧文化的人,如遇故旧,尤其对我们“民间组织的人”,倍感亲切。他坦称自己不是考古学家,也非历史学家;但能“据考古学、图腾学、古文字学、民族学、民俗学、文献学、天文学、历史地理学、体质人类学的最新成果,从民族历史的最底层,确证中华人种的形成,详尽考察中华民族上古文化集团的发祥及其分化异化、生活区域、文明创造、立国封疆、历史发展、海内外迁徙、历史文化遗迹、现代裔胄;破译列祖列宗的图腾徽铭、标识及其传承;破译中华文化传承的血脉因缘;对‘三皇五帝时代’、‘古史传说时代’已是发达的文明时代,作了首创性论证阐发;在中国学术界首次进行中国上古史历史编年定位……”(《三皇五帝时代》之“内容提要”语)他高兴地接受我们的邀请,于4月14日至18日到古唐国唐县实地考察。(见图一)在北洪城村(今“洪城”为古“鸿城”讹误)丹朱城遗址上,我只顾指手画脚地给王大有先生介绍城墙有多长、遗址有多大,解释一些不守规矩的人如何挖掘城墙垫宅基地盖房……他却一边听一边低头寻找着什么。突然,在遗址西北角城墙最高处南侧荒草丛中,他捡起一块巴掌大的红色陶片(见图二),高兴地大喊:“彩陶!”马上递到我手里:“好好保存。仰韶文化时期的。”见他发现了宝贝,我也开始搜寻,在城墙顶部的开荒地阶上,抠出了两三块质地细腻的彩色磨制碎陶片,拿给先生鉴别,他说跟那块大陶片属于同一个时期。在回返的小路上,王先生又在浇地沟边,拽出一根一尺多长、形似擀面杖的石棒(见图三),告诉我:“这是古人轧谷穗儿用的石器。”接过石棒,沉甸甸的,我当时还有些疑惑:“这个模样的石头棒子,唐河滩里有的是,还算石器?”但没有说出口,怕先生笑话,也没有再问石器所处的年代。
   没过多长时间,河北大学考古专家金家广教授听说我收藏了一块彩陶片,带着几位历史系教授到丹朱城考察,想从遗址上搜寻到“带文字”的陶器,未能如愿。这时候,我从手提袋里掏出那块陶片让金教授看:“王大有说他不是考古专家。请您再鉴定一下它属于什么年代的?”金教授同王先生意见完全一致。
   2015年1月13日下午,笔者陪同来唐县黄家庄古道遗址进行发掘工作的河北省文研所张晓铮、康三林两位考古专家,到北洪城遗址参观。趁此机会,在十多年前捡到彩陶片的现场,我再次求教。他俩一见实物,不约而同地说“是仰韶文化时期的!”张主任仔细看过后进一步指出:“按这块陶片推断,深度不大,可能是陶钵,彩陶红顶钵。应该是仰韶文化早期的。”(见图四)回县城后,又请他们到唐尧文化研究会办公室看那件石棒,张晓铮给予确认:“典型的新石器中早期的生产工具——磨棒。”
    可是,关于遗址名称和所处年代,说法不一。
    文物部门称此遗址为“洪城遗址”。河北大学教授李文龙让部下转给我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文章的电子版,上面写道:“关于洪城遗址的年代,从城址内大多数地方都能采集到的B群遗物具有的典型战国时期特点,该遗址可能是在战国时期修筑的。”同时又讲:“但值得注意的是A群遗物,有着浓厚的北方文化特点,是唐河流域商周时期一种新的文化因素……为研究商周之际这一地区与北方民族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材料。”
   河北省政府2008年公布此遗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称其属于战国长城沿线上的“关隘”之一,重要的军事驻地。
   《唐县文物志》则说:“遗址西北角是全城的最高处,周围散落着大量的泥质绳纹灰陶残片和磨光红陶等仰韶时期残片。城内曾出土过‘人’字形铜币和陶鼎、陶罐等,可以推断,洪城是建在仰韶文化遗址上的一座古城。”
   唐县唐尧文化研究会之所以称为“丹朱城遗址”,一是依据中国还没有“考古学名词”时代的大量史籍记载——清康熙《唐县志》曰:“鸿山关,在县西北七十里鸿城村。”《大清一统志》说:“《水经注》云,滱水又东流,历鸿山。世谓是处为鸿头,疑即《晋书·地道记》所谓鸿上关者也……寰宇记》云,唐县有鸿山关,今名鸿城,俗呼为鸿郎城,即帝尧时丹朱所居。”《九州志》云:“唐县有鸿郎城,亦呼为鸿城,因帝尧之子丹朱所居而名。”二是今天的洪城村中保存基本完好的明嘉靖年间《双乐寺碑》上镌刻着“鸿城,原名丹朱城”;年年春节还悬挂的清代“吊挂”上的丹朱城图画。三是中国围棋创制史研究专著,大都讲“尧造围棋,在丹朱城今唐县洪城教子弈棋。”
   笔者认为,省市文物部门根据遗址上的城墙,认定是“战国时期”的,毫无疑问;根据所发掘出的文物,推断遗址所处年代为战国时期、商周时期,专家们的判断也肯定是正确的;当时没有发现诸如彩陶红顶钵等仰韶文化早期的文物,他们当然不可能确定北洪城遗址属于商周之前的什么时期。但是,现在民间发现了新的出土文物(包括《唐县文物志》说到的),各方面专家也有意见一致的鉴定,再结合诸多历史文献的记载,就可以认定——在唐尧时代之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北洪城这里就有了古城,就已经成了中国北方民族与黄河流域民族商贾往来、文化交流的关口。所以,唐县文保所的意见无疑是非常正确的,那就是“洪城是建在仰韶文化遗址上的一座古城”;唐尧文化研究会认为“丹朱城建在仰韶文化遗址上”,当然也是正确的;而且,如今当地民间口耳相传的“唐尧‘流放’儿子丹朱到远离帝都的古圣城,学围棋,修身养性”的故事,确有史实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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